配资概念股票辽国官员质问他：“雄州那边开了东南便门

庆历二年（1042）三月下旬，辽朝派来的使节刘六符到了汴京，把国书交上去。

大致内容有三个方面：一是询问宋朝为什么要攻打向辽称藩的西夏；二是追问宋朝为何在北边增兵建军，修筑军事设施；三是要求索取关南地区（就是瓦桥关、益津关、淤口关以南的那块地方）。很显然，前面两点不过是借口，真正的目的其实是第三点。

这事发生在辽宋签订澶渊之盟后的第38年。自从签了和约之后，双方虽然暗中较劲不少，但表面上一直表现得挺和睦。没想到契丹人突然来个大动作，似乎想打破原本平静的局面，掀起点风浪。

这到底是靠政治手段耍花招，还是提前亮明战斗姿态的信号？

事情的发展没有朝着开战的方向走。宋朝回了一封国书，表示反对割地，不过退让一点，愿意增加岁币或者联姻来缓和关系。到了八月，宋朝的大臣富弼赶到了辽国，辽兴宗则提出增加二十万的岁币。像以前一样，宋朝最终答应用金钱来解灾，这次危机算是过去了。

这次“岁币商量”表面上看起来挺平静，但暗地里可是风云变幻。乍一看像是辽宋两边高层在打算盘，实际还有一帮人在暗中较劲，悄悄左右着事情的走向。

用兵要懂得自己和对方的底细。契丹人想要关南这个地方，究竟是出于什么打算呢？

在辽使刘六符去东京之前，辽朝里头爆发了一场争论。当时，辽内部分成两股势力。主战那派觉得，辽兵打得挺猛，宋和西夏大战，士气高昂，士兵都累得不行，趁机出击，胜算挺大。另一派则坚持和谈，觉得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灭后晋，攻入汴京，结果得不偿失，好战的将领大半阵亡，和宋的争斗胜败难料。而且，两国关系还算友好，没必要硬碰硬。最终，主战那派占了上风，但辽兴宗耶律宗真还是心存疑虑，他决定一面准备战事，一面派人出使试探。

还没到宋境，辽国想要出兵的事就被透露出去啦。

辽国易州的进士梁济世，实际上是个宋朝的间谍，他带回来个消息，说“契丹有割地的请求”。知保州王果和知雄州杜惟序甚至还买到了辽使的图谍书稿，偷偷献给朝廷。宋朝对契丹的动向，早就了然于胸，所以早有准备，应对这场危机没啥难度。

刘六符一入境，宋廷便派了大臣富弼出来接待，两人聊起来的内容真挺耐人寻味的。刘六符是主和的，隐隐觉得这次来可能不会太顺利，他就说：“在路上受庇护挺久的，今天算是白费劲了。”富弼听后就安慰他说：“九仞之功已经相当大了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像一篑那么容易被推倒呢？”在递上国书之前，刘六符还特意提醒说：“这次来，带上的国书主要是为了复晋祖当年所失的关南十县。我们国家的使臣很是留意，不能提前透露书中的意思。现在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，否则就不太好了。希望您先向天子禀明，看看他是否同意，再决定怎么答。”不过，刘六符并不知道，边疆的宋军已经开始准备战备了。

所以，刘六符一把国书递上去之后，宋仁宗表现得特别平静，也坚决不肯让步割地。不过，宋朝其实也不打算动干戈，毕竟刚和西夏打一仗，国力大大削弱，恐怕扛不住折腾。所以，宋朝这边派了富弼去找辽朝，提议可以搞个联姻，或者增加岁币啥的。

▲宋仁宗的画像，图片来自网络。

最开始，辽朝坚持要割地，富弼一点也不让步，他回话说：“北朝如果真想割地，这肯定是想败坏盟约，借此名义，南朝绝不会同意，只会是硬碰硬的局势。”看到宋使如此坚决，刘六符就打算退而求其次，选择通过联姻缓和。富弼揣测辽朝想联姻，可能是为了索取更多的金银财物，于是就说：“南朝嫁长公主的事，送出去的财物不过十万缗，却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贪心。”结果，辽朝又放弃了联姻的打算。

那会儿七月，富弼回到宋朝，仁宗对谈判的结果挺满意的。八月，他又出使契丹，带着两份国书和三份誓书。宋朝提出了三个条件：要是谈婚事，就不能要金帛；要是能让西夏向宋纳款，岁币就增加到二十万，不然的话，就只有十万。

据《说郛》说，那个时候富弼实际上带了五封信，可能因为最后两封信的内容涉及太多让步，临时决定把这两封信留在雄州。这事儿没写进正史，但从和谈前后富弼态度强硬的表现来看，估计是真的。辽国的间谍发现富弼带了三封信，使得辽兴宗心里有了预期。在会谈中，契丹人表现得特别贪婪，直到看到第三封信后，才同意把岁币提高到二十万。

从这件事的发展来看，间谍的作用真是一览无遗啊。

宋朝增发岁币其实也算是一种无奈之举。在外敌环伺、内乱不断的局势下，增加岁币或许是最稳妥的办法了。用钱财引诱那些蛮夷，让他们不敢轻易动用战争武器，失去岁币，反倒能给宋朝一片相对安稳的环境，自己好发展。这富弼在劝辽兴宗时曾说：“北朝和中国打好关系，那皇帝只管享受利润，臣下们一句都没得着；要是真打仗，利益都归臣子，祸事却由皇帝担着。”他应该是从间谍那里了解到辽朝内部的争斗，干脆就把话说得直白点：得到的岁币，那就是你一个人的；要是真的打仗，你还能稳坐宝座吗？

问题在于，契丹铁骑可能被金钱腐蚀的速度，比北宋财政崩溃还要快。岁币的开销都得由老百姓来承担，结果引发民变，让宋朝的实力更弱，抵挡外来的入侵也就更难了。

辽朝估摸着就是这么想的。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里说过，刘六符在出使前曾建议辽兴宗，尽量多敲诈一些岁币，反倒给燕云的百姓减点税。为了凑足这些岁币，宋朝肯定得加税，百姓的负担更重。而辽朝的老百姓，比起宋朝的，压力就更小，民心也更容易归顺。

间谍能扭转某些事情的走向，但未必能左右整个局势。情报网铺得密不透风，富弼的外交策略也好，可终究弥补不了双方实力上的差距。

▲富弼的画像，来自网络资源。

在辽宋两边长时间的对抗里，几乎哪儿都能看到间谍的身影。

终宋时期，利用间谍来防边成了关键策略之一。从皇帝到朝廷官员，再到边疆的将领，都非常关注这个秘密情报的角色。

宋朝有个专门负责情报的机构叫缘边安抚司。因为边疆地区的人们多身怀勇气，能识别外来的帮派伪装，又熟悉山川的地理优势，所以边军常常从当地的聪明人中挑选刺探信息的人。这些人对两国的地形和风土人情了如指掌，很容易潜入北方。鉴于佛教在各国都很盛行，变成僧侣也是常用的伪装方式之一。

间谍的任务就是探听辽国的头领在哪里，哪个将领担当要职，山前山后百姓们的喜怒哀乐，诸国的臣民是否忠诚，还要收集兵马的布置、阴谋诡计，了解岁丰岁歉、粮草调动等等。那些水平更高的间谍还能被派去当辽国的官员，潜入敌方内部，进行策反。一旦成功，回来后通常会升官发财。

▲南宋萧照的《关山行旅图》其实很有可能是一幅暗藏信息的谍画。图源：网络

真宗时期的边防将领李允则，可谓是个谍战高手。他在雄州待了十八年，把辽国的眼线搞得明明白白，“契丹中机密事，动息皆知之”。这十八年里，“契丹不敢南下侵扰，朝廷也不用担心后方”。

李允则曾命州民张文质假扮僧人，潜入契丹刺探情报。张文质进了辽国之后曾得到契丹官员的封赏，回来后担任三班奉职，兼任潭州监。遇到一些士兵逃到辽朝，李允则就去向契丹人要，他们说不知道这些人在哪儿，结果李允则直接报出地点，契丹人没办法，只得把那些叛逃的士兵全部斩首。

某年上元节那天，李允则在山上布置彩灯，邀请艺人表演歌舞。第二天，他从间谍那里得知，有个辽朝将领准备进城观瞻，便在城郊埋伏起来，果然看见一名穿紫衣的北方人进城。李允则跟着那人来到一家旅舍，两人未曾多言，便派倚侍的妓女去侍候那紫衣人，让他喝得酩酊大醉。暗中派人将骡子藏在廊下，又让那紫衣人偷偷溜走。实际上，李允则用的是计谋，那紫衣人正是辽国幽州的总兵，几天之后因叛通被处死。

又一次，李允则没有用酷刑对待抓到的契丹间谍，而是热情款待他。那间谍说自己是燕京大王派来的，还拿出一封他偷偷刺探宋朝沿边钱粮和兵马数量的信。李允则听后笑着说：“你拿到的这些情报都不靠谱。”接着，他把钱粮和兵马的真实数字抄录下来，还给了那人不少钱，将他放了。没过多久，那间谍又回来，完好无损地把宋军的情报还给了李允则，反倒把辽朝的兵力和粮草详情说了个清楚。

到了仁宗那会儿，宋朝的情报工作似乎有点懈怠。包拯曾经上疏抱怨：“如今都没法深入，只能到四榷场和幽、涿一带，传递的多是民间常说或虚假的话，做事也就难搞。”

庆历五年（1045），包拯被派去做“贺契丹正旦使”，前往辽国出使。辽国官员质问他：“雄州那边开了东南便门，聚集了不少燕京左右的奸细，打探北朝的事，问个不停，给的钱财也不少，事儿又乱又不稳妥。”大意嘛，就是说，雄州那边的间谍太多，容易引发双方关系紧张。

包拯为宋朝辩护完毕后，偷偷写信告诉皇帝：“要严密提醒雄州那些体探的人，做事一定要更加小心，千万别让人抓到把柄。”就是说，间谍工作的措施得加强，不能让别人察觉了。到后来，大臣出使北国时，身边都要带着两个皇城司的侍卫，主要是防着使者跟敌方串通。

▲包拯的画像，图片来自网络。

和宋朝比起来，辽朝用间谍的时间要早得多。

景德元年（1004）十二月，澶渊之战快结束了，辽兵都往北撤了。这时，宋朝郓、齐等州的安抚使丁谓抓到了一名契丹的间谍头子，惊讶地发现背后竟藏着一个庞大的间谍体系。丁谓向朝廷上奏：“询问那人，他说自己有很多同伙。现在各个同伙长得不同，年龄也不同，请让各地派人抓捕。”这也说明，辽朝的间谍组织之严密，甚至能从间谍口中问出其他同伙的年龄和相貌。

辽国的人间谍，通常会假扮成商人，或者打扮成四处云游的僧人。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河北一带，负责探听军情、点火焚仓、策划反叛，将领都成了他们的目标，几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
那时候，宋朝的民间印刷业非常兴旺，大家对军国大事的议论无处不在，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能印出来。契丹的间谍们，不管是出手高价购买，还是偷偷摘抄，都想得到这些消息。譬如，文人蔡襄因为范仲淹被贬，心里挺不平，写了篇《四贤一不肖诗》，等到辽使到了汴京，他偷偷买走，让辽朝的皇亲国戚知道北宋内部的党争如此激烈。也因此，宋朝多次下令，绝不能把士人的文集卖给外国人。

说得不夸张，间谍活跃的地点，几乎变成了辽宋之间的第二个战场。

庆历刚开始，宋朝对辽的宽容，实际上，也跟在西北那边的败局脱不开关系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在西夏那块，宋朝在间谍战上差得远，输得很惨。

宋朝一向把契丹当成劲敌，到了党项那边却显得挺漠不关心。对他们来说，广袤的西北那块地方就像鸡肋，吃着没啥滋味，扔掉又觉得惋惜。于是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宋朝对党项族几乎是两边开花、不设防。直到西夏渐渐崛起，宋朝才意识到，自己招惹了个大麻烦。

宝元二年（1039）九月，富弼写信建议，说西夏的皇帝李元昊和我们关系还算不错，没有什么猜疑，商铺繁忙，买卖不断，来来往往表现出一种怀柔的姿态。不过，表面稳定不代表没有问题，长久下去，可能会出问题。因为我们对出入的道路、山川的地形、政事的隐秘、国家的财用，都是掌握得很透的，早就了如指掌。再说，他最近派宫女出来放任自流，还花大钱买东西，进宫的左右都得到他们的好处。不仅如此，朝廷的事情都被他掌握，甚至连宫里的秘密都被他窥探到。李元昊利用间谍把西部的地势和军情摸得透透的，还是通过收买宫女，弄清了宫禁里的私密事。

李元昊登基不到两年，就开始攻打秦陇，陆续打出了三川口战、好水川战、定川砦战，一场胜过一场。这位西夏的领头人可是个“不择手段”的角色，把“兵者诡道也”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特别是在用间谍这块儿，更是玩的心思缜密，技艺非凡。

▲李元昊的雕像，图片来自：图虫创意

康定元年（1040）正月，夏军对金明寨发起进攻。那会儿，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手下兵力将近10万，大家都叫他“铁壁相公”。李元昊一开始派人假意投降，混进宋军的各个营寨，还派间谍去收买李士彬的部下。经过一番周折，本来坚不可摧的金明堡瞬间变得千疮百孔。结果，夏军轻轻松松就攻破了金明寨。

那天，同月，夏军又冲击延州。宋兵出援，路上距离延州城大约二十里时，忽然出现一个西夏的卧底假扮成延州守军前来，说：“大军在延州城东门等着你们呢。”还补充说怕有人搞鬼，建议大家听他的，分成几个队伍，每队之间保持五里的距离。宋兵没多想，就照着他的指示办了。可等到宋将领反应过来，军队早已乱成一锅粥，那卧底也不见影了。宋兵费劲地整顿完队伍，继续向前赶，距离延州只剩五里时，埋伏的夏军突然杀出，宋军大败收场。

好水川一役，元昊亲自带着十万大军深入宋地，实行埋伏、诱敌、决战。这次选择的决战地点，平坦得一塌糊涂，非常适合西夏“铁鹞子”突击冲锋。这种做法明显带有轻敌冒进的成分，但偏偏元昊熟悉地形，反倒不为宋军所察知。正如《六韬·绝道》里讲的：“凡深入敌人之地，必察地之形势。”反观宋军方面，他们得到的情报是“夏人有砦，数量不多”，于是就草率地发动攻势，结果大败沦陷。定川砦战役里，元昊用的还是老办法，诱敌深入，断绝粮道，然后集结兵力歼灭敌军。宋军又一次败得惨不忍睹。

富弼提到宋夏交战时说：“从西边打仗到现在七年了，经历了十多场大大小小的战斗，可每次都输了，官兵们都泄气了，见了敌人都怕。”

这三次大战里，宋军老是突如其来地迎敌，用的都是毫无准备，对手却是元昊，把他们牵得团团转。庆历元年（1041），陕西经略安抚使田况写了一封《上兵策十四书》，里面提到：“自古用兵，未有不用间谍就能打赢的。”文章中大肆夸奖夏军的间谍总能得到可靠的情报，而他们自己的间谍“听道路上的话，就当成是真的”，把自己陷得很惨。

打仗嘛，归根结底就是个智谋的比拼，只有把情况摸得透透的“先知先觉”，才能在关键时刻把握住机会，争取胜利。说白了，在正式开战之前，宋军其实已经输掉了大半局了。

其实，宋军的战斗力还算可以。像好水川那场仗，夏军兵力多了几倍，地形又占优，结果大获全胜后却选择了撤退。这也说明，即便在绝对劣势的情况下，宋军依然让对手损失不少。如果情报工作再细致点，战局可能就会不一样啦。

其实，宋朝的人并不全都是糊涂蛋。

在康定元年的正月，朝廷发布了一道诏令，说要在京城内外进行捕捉有关元昊刺事的间谍，成功抓到一个的话，赏三十万钱，公务人员则会转两份补贴，百姓则可以优先得到厢镇的保护。到六月时，又颁布新诏：从那天起，只要抓到一个元昊刺事的间谍，就可以奖励一百万钱，还可以安排到班行中。到第二年的十月，朝廷还提拔了内附的西夏人韩怀亮，让他负责“秘密抓捕在京城内的间谍”。自那以后，关于西夏间谍的记载明显少了许多。

庆历元年（1041）九月，韩琦奏请说：“省点开支，挪用宫中财库的三分之一，用来支持边防，还可以用金帛赏赐沿路的将领，让他们派人监视贼人的动向，这样可以提前掌握情况。” 实际上就是赶紧想办法筹钱来招募间谍。

庆历二年（1042），贾昌写信建议：“之前之所以打败，主要是边疆的将领没钱，养不起间谍，也就无从获取真正可靠的消息。所以，如今的办法是让边疆的将领自己管理财政，培养死士。只有搞好关系，部下才会拼命效忠。”

▲韩琦和范仲淹在西北应对夏政事，人们都叫他们“韩范”。图片来自网络。

宋朝再也不敢轻视西夏了，开始拿出更多的钱和人力，都往西北那边投入。以前那些都不屑一顾的事情，现在都慢慢上马了。从庆历元年下半年起，宋朝逐渐掌握了主动权。

庆历元年（1041年），有个叫张亢的书生突然冒出来。当时，夏军入侵，麟州、府州变成了孤城，宋朝甚至都打算放弃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张亢单枪匹马闯进府州城，主动担负起守城的责任。他不再采取被动防御的办法，而是花大价钱买通当地产的老百姓，让他们当情报员，去找水源，还打探敌人的动向。

九月，张亢盯上了被元昊占领的琉璃堡。他派出一名间谍埋伏在敌方营地附近，那间谍听到西夏士兵正在占卜吉凶情况。占卜完毕后，占卜者惊叫着说：“明天会有急促的军队赶来，要赶快躲避。”西夏士兵都笑呵呵地说：“汉兵还藏在头顶膝盖下面呢，敢来吗？”间谍立刻回去禀报，张亢意识到敌军没有防备，就在夜里突袭，夺回了琉璃堡。这一战里，宋军巧妙运用了情报，成功击败了对方。

之后，张亢负责麟、府两州的守备策略，依旧很重视间谍工作，“每次派出去的谍人，都是拿出宝贝金帛，毫不吝啬”。他还用大笔银子收买了一个在敌营里伺候“虏主”的女子，从此掌握了敌方的动向。

名将种世衡也曾借助间谍来策划离间之计。

元昊虽然算得上一代英明君主，但性格中带点猜疑心。他身边有野利旺荣和野利遇乞这两个兄弟，这俩人都挺有点办法，深得元昊的信任，权力也挺大，成了宋朝争取的重要目标。宋朝多次给他们写信，还找僧人贿赂了不少金银珠宝。野利旺荣还派了三个人投靠宋朝，种世衡知道这些都是间谍，但他也没赶走，反而招待得挺好，用吃喝拉撒让他们留在身边，目的就是用来离间西夏的君臣关系。

那会儿，有个叫王嵩的和尚，不光会骑马射箭，还很了解西北的地形，种世衡经常让他做向导。有一天，种世衡让王嵩带着一封秘密的信去见野利旺荣，信藏在蜡丸里，用枣子画了个龟壳图案，意思是早日归来。如果元昊知道了这事，肯定会让皇帝和大臣们之间的猜测更深，关系变得更紧张。

可是，野利旺荣不仅没有出卖元昊，反而把王嵩交给了元昊。不过，种世衡的离间计其实是一招阳谋。这事儿的重点不在于嫁祸，而在于激起元昊的疑虑。实际上，元昊确实开始怀疑野利旺荣，导致他不能回治所。就像《宋史》里说的，“元昊未通时，种世衡画策，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，遂成猜贰，因此与中国通”。

后来，野利兄弟果然被元昊杀了，但跟种世衡那招离间的关联其实并不大。不过，骆驼的背腾总不会只是一根稻草那么简单，事情哪能这么单纯。种世衡那招用间计，倒是挺有效果的。

宋朝的间谍在西北地区又重新发挥了作用，逐渐占据了上风，双方的边境也慢慢回到了和平的轨道上。

不过，西夏死死拖住了宋朝上升的势头，就像那笔巨额的“岁币”一样，还像不断因搜刮民脂民膏而引发的内乱。对一个只能“修修补补”的国家来说，再聪明的间谍也帮不上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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